光塔街坊的千年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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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塔街坊的千年往事

刘梓琳

 

在广州越秀区的光塔街,有一个白色的高塔,在古老的怀圣清真寺旁耸立着,俯视着一代又一代的街坊。而这座光塔背后,是以穆斯林为主体的“蕃客”与羊城多年以来的历史经历。

伴随着时代变迁,当年的“蕃客”可能难以直接寻其痕迹,但他们的传承,组成羊城的一个重要历史回忆。因此笔者以自己的学习经历,结合相关的实地考察,组成本文,以简要书写光塔背后,属于广东文化交流的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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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阳光下的光塔,笔者摄于2018年2月10日

 

唐宋时期:“蕃客”与玛瑙

唐高宗年间,市舶司制度成立。这个制度,是为东南沿海一些港口而设置的,目的是协助地方官员管理熙熙攘攘的外来商人。伴随着市舶司制度的完善,中东与南亚的商人来到广州贸易,开拓了中国沿海贸易的黄金时代,可谓是“蕃国岁来互市,舶人安焉,商贾以饶。”(李翱《文集》卷十一《岭南节度徐公行状》对广东“蕃客”的记载)

这些商人感慨于唐朝的繁华,也为了活跃这条商路,选择在广州定居下来,久而久之成为“蕃坊”。他们在广州经贸恪守规矩,地方政府也为了更好地管理他们,允许在一定范围内给予他们自治的权力,甚至在过世以后,也希望葬在中国,直至宋朝依然有大量墓碑:“在城西十里,累累数千皆南首西向。”(《南海百咏》之“蕃人冢”)

为了方便礼拜与航运,他们在今天的越秀区建立起第一座清真寺,在清真寺旁树立高塔,以方便航行。光塔的比例非常科学,使得千年岁月依旧得以屹立不倒。

另外据长期以来广州穆斯林都确信的说法,第一位到中国讲解伊斯兰教的先贤宛葛素(穆罕默德的舅舅)就葬在广州,并留下墓址。基于这种情况,当时的旅行家有了以下的记载:“中国商埠为阿拉伯商人麋集者,曰康府(广州)。其处有回教牧师一人,教堂一所。各地回教商贾既多聚广府,中国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一人,依回教风俗,治理回民。判官为人正直,听讼公平。”(旅行家苏烈曼的笔记,载于中元秀《广州怀圣光塔寺唐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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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贤宛葛素之墓,笔者摄于2018年8月10日

 

当时在广州的蕃客虽然以穆斯林为主体,但也有其他宗教信仰的群体存在,毕竟阿拉伯帝国奉行宗教宽容政策(在整体政策的执行上宗教宽容,但宗教冲突的个案依旧存在),因此跟随阿拉伯帝国商队的商贾,不乏琐罗亚斯德教徒、基督教徒以及摩尼教徒。他们在唐代各有自己的自治机构(例如琐罗亚斯德教由“萨宝府”管辖),也活跃了地方经济。由于“蕃坊”当时经营的有不少是海外奢侈品,因此其中一条街被后世誉为“玛瑙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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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瑙巷今景,笔者摄于2018年9月3日

 

然而,他们在广州也遇到一些灾难性的打击,最典型的便是黄巢起义期间,由于当时广州的地方长官拒绝投降,也拒绝给起义军一些优惠(当时黄巢提出以分享外贸收入以确保广州地区的和平),黄巢一怒之下在攻陷广州之后,对广州整个城市进行惨绝人寰的洗劫,“蕃坊”也难逃此劫。当时的外国旅行家的笔记甚至认为起义军屠杀了12万蕃客,当然现今关于这段历史的研究者认为旅行家的笔记是夸张了,但黄巢起义对于广州的打击是非常大,这个是有依可循的。

之后“蕃坊”在南汉宋初时期有所恢复,据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桑原隲藏先生的《蒲寿庚考》,就有提及当时学术界热议的一个话题——南汉君王是否是“蕃客”后裔,桑原本人是保持传统观点(认为南汉刘氏是中原后裔),但也认为“蕃客”在南汉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到了南宋时期,蕃客在广州保持着平静的商贸生活,与权倾一时、甚至可以左右泉州政治经济的蕃客不大一样。蒲寿庚的胞兄蒲寿宬就在广州吟诗作对,不参与政治纠纷。岳飞之孙岳珂亦观察过在广州聚居的蕃坊,出于自己的特殊身份(祖父与外族有仇),加上中原士大夫惯有的一种优越感,他把这些经商的蕃客与当时百越系少数民族一起给予贬低性称谓。虽然岳珂对于蕃客的认知存在不友好的倾向,但在另一方面,岳珂也在书中如实写到他们“性尚洁”(讲卫生)、做礼拜等习俗。

然而随着元代大量回回人迁居中国,以及泉州伴随着本土势力(宗族)、蕃客势力与元朝官府之间的权力内斗(即“亦思巴替兵变”)而逐步没落,“蕃坊”在中国也渐渐步入历史。伴随着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帝国,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打击非传统的因素——从政治经济到文化,东南沿海的“蕃客”后裔,也面临着本土化的历史进程。

 

羊城的“达官兵”:

明清时期广州穆斯林社区之初建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达官贵人”这一话语形容当时有名望且有经济实力的群体。然而“达官”这个词,在士大夫看来可不是一个为己所用的词汇,这个词汇是形容非中原民族的。这个说法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在明代,为了团结那些不愿意反叛的元朝前支持者(蒙古人,回回人),明朝特意安排一些武职给这些少数民族军士,由于明朝习惯称呼北方系少数民族为“鞑靼”,因此这些军士则为“达官兵”。

“达官兵”听从皇帝以及各地官府的安排,四处驻扎以效忠国家,其中在15世纪中下旬(哈密王罕慎在位期间),出于朝贡礼仪,哈密王派出哈勒八十等官兵南下驻防湖南,这些来自哈密的“达官兵”后来成为常德的回民与本土维吾尔族(例如翦伯赞的家族)。

广州也不例外,当时基于朱元璋定都金陵、朱棣迁都北京,大批蕃客已经迁居江淮、华北一带活跃经济(例如广州蕃客后裔萨氏家族一度迁居山东地区,明末清初再度回迁两广),留下来的蒲氏家族绝大多数已经不再传承原有的文化信仰(参考广州甘蕉蒲氏家族),然而光塔以及光塔怀圣寺依旧存在,因此驻防广州的“达官兵”们重新组建广州的“蕃坊”,以穆斯林的身份成为下一代的光塔街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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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教三忠墓冢,笔者摄于2018年8月10日

 

这些官兵虽然不是中原文化圈出身,但对于国家,或者说对于自己谨守的职责,是非常忠诚的。到了1640年代中叶,清兵入关,大明帝国在农民起义与满洲入侵中彻底崩溃,然而在旧时代即将谢幕的前夕,在广州有三位穆斯林将领,坚守着这个已经被朱氏家族抛弃的城市,他们分别是羽凤麒、马承祖与萨芝浮。羽凤麒是明代达官兵羽士夫的后裔,羽士夫即优素福(Yusuf),被视为广州本土回民羽氏家族的先祖;马承祖所在的马氏家族被视为回民第一大姓;而萨芝浮则是萨氏家族的成员。

在风雨飘渺之际,三位穆斯林将领带领剩下的“达官兵”死守广州,最终不幸殉国,他们三人的家眷也惨遭屠杀,羽凤麒的幼子在穆斯林的帮助下得以存活,为广州羽氏家族继续开枝散叶;马承祖的侄子直到多年之后才敢与叔父的衣冠冢相认;萨芝浮的族人再度迁居广西,直到18世纪上半叶才回到广州——以阿訇的身份(萨以虎,广州“以思呢老人会”的创建者)。

明代“达官兵”的眷属,大多数为了避祸,不再从军,而是拾回昔日蕃坊穆斯林客商的老本行——经商。然而,清政府也希望“达官兵”的传统能得以保留,以维系地方治安。因此从东北调来一些穆斯林,以汉军旗人的方式编入旗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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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粤八旗志》对于广东穆斯林旗人的书写,文献截图

 

这些旗人穆斯林与其他久居广州的回民教胞一样,都已经形成自己的家族,例如敬修堂杨氏家族以及庆善堂保氏家族,他们与先辈一样,在自己的职责上尽到自己的忠诚,因此也得到朝廷的认可与表彰,尤其是敬修堂杨氏家族,更是得到朝廷的旌表而在穆斯林墓地中树立自己的牌坊。敬修堂杨氏家族最为著名的历史人物,便为清末驻日公使杨枢(1847~1917),杨枢在协助留日学生、处理中日关系上发挥了突出贡献。

而杨枢的堂弟杨佑(1882~1943)在中华民国时期担任驻守朝鲜元山-日本福冈的公使,精通朝鲜语与日语。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因忍受病痛与敌寇迫害,依然守义节而不降日,在老一辈回民内部有一定美誉。在流亡过程中,杨佑因颠沛流离在澳门过世,其墓地位于澳门回教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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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修堂杨氏家族的旌表牌坊,笔者摄于2018年8月10日

 

与此同时,广州的穆斯林也着手修复明代已有的一些清真寺,并且为了感谢参与帮助的穆斯林,开始有立碑纪文的习惯。光塔寺、濠畔街清真寺以及小东营清真寺的修缮,均有一定的碑文留世。这些古老清真寺的修复,也体验着中国传统文化与中东文化的交融,形成独具一格的“蕃坊”文化——虽然昔日“蕃客”多数已不在,但文化的传承依然在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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濠畔街清真寺长廊,笔者摄于2017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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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塔寺碑刻,里面记载捐献者,笔者摄于2018年6月22日

 

广府回民在近现代:

作为羊城街坊的一部分

 

清末以来至民国,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多年的闭关锁国被打破,相应的,“西学东渐”对于整个广东沿海都有着巨大的冲击,对于已经本土化而成为广府街坊一部分的广东回民,也不例外。广东的回民,在20世纪的时候,已经基本上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粤语,生活学习也与其他广东人齐步并驱。

广东回民中,有的接受西方教育,到各地留学并成为驻外公使,例如敬修堂杨氏三兄弟杨枢、杨晟与杨佑,以及杨枢的女婿马廷亮;有的成为一地公务员,例如庆善堂保氏家族第四代孙保亮以及其子孙四代;有的则从事医学,例如庆善堂保氏家族第八代孙女保石珍及其堂兄弟以牙医名誉两广,而回民蒋氏家族则以改良中医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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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的光塔寺,外国旅行家所摄

 

到了抗日战争的时候,广东回民因积极参与爱国事业,例如几家清真粤菜馆联合起来募捐救助难胞,以及几位阿訇在港澳地区与印度裔穆斯林合作修缮救济逃难华人的难民营。这些事情遭到日寇与汉奸的忌恨,因此传统的回民社区(光塔街、濠畔街、玛瑙巷)均遭到残酷洗劫,而清真寺与回民墓地也被毁坏,据当时的报刊记载如下:

“敌人占据广州后,遂向四乡肆虐,于是,避大涌口之回胞,便遭祸及……广州失陷,首遭祸及的,便是清真寺。寺内所有门窗和贵重物件,均被劫一空……至于北门外流花桥先贤宛噶素(就是入中国传教的第一人)的陵墓,被敌人占作兵营。”(《回教论坛》第2卷第12期,1939年12月31日)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一切百废待兴,大多数已经移居港澳地区的回民就留在港澳(尤其是香港),而留在广州的回民,原有社区虽然已经冲散,但他们依旧坚强地传承千年以来的“蕃坊”文化,为广州这个千年海港作贡献。

最典型的就在于饮食文化上,毕竟“食在广东”,广东回民用自己的方式即传承了蕃坊传统,又在无意间,让广大市民以及各地游客、商贾,得以在广州体验到传统的广东风格——其中,清真粤菜属于“本土化”与传统相结合最典型的例子。

 

回民饭店:

传统延续在于餐饮业

 

广州常年有大量外商,这些外商大多数是穆斯林,在饮食习惯上有自己的禁忌与传统。与此同时,中国内地也有不少回民等少数民族商人、打工者南下广州,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外地的少数民族同胞赴穗工作的更多。因此在清末,广州已有一些清真老字号,例如“太爷鸡”的起源,与陕西回民有联系;而牛腩的发迹,与光塔街的回民小贩息息相关;到了民国,萨氏家族的“云记”一度名扬两广,后来“云记”当家的三公子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殉国。而亦属于萨氏家族的“萨棠记”,则组成老广的“甜点记忆”。

俗话说“食在广东”,可见广东省具有多年而且深厚的饮食文化,为了方便对外交流,进一步完善广州的外贸工作与餐饮服务,在1950年代开始,广州市就开始出台一些政策,鼓励本土清真餐饮的完善。

而本地回民群众也积极响应号召,努力完善此事。在1956年,几家清真粤菜老字号联合起来,成立清真食堂,这就是日后广州街坊记忆中地道的粤菜馆之一——“回民饭店”的前身。1959年“清真食堂”改名为“回民饭店”,此名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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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广州市副市长孙乐宜同志为饭店剪彩,来源于《广州回族伊斯兰教文史研究资料汇编》第259页

 

现今回民饭店,之所以被称为“街坊记忆中的地道粤菜馆”,其原因有很多。回民饭店的出品大多延续了传统粤菜的做法,例如羊肉叉烧、马蹄糕、牛肉丸以及白切东山羊,就是典型的粤菜做法。当然,他们也以广东人的口味,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了回民自己的传统,例如炸油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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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风格的教门油香,笔者摄于2018年9月7日

 

传承传统粤菜做法,一方面更好地吸引多方来客更加好地体验广东省的饮食文化,另一方面也更好地把粤式茶餐厅的传统传承下去。因为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传统茶位往往会因为高昂的铺租而慢慢消弭,但回民饭店因其多年以来都具有非常旺的人气,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地处最繁华的越秀区,临近西门口地铁站),无论是外地客商还是本地老广街坊,都爱到这里“叹早茶”。厢房的预定必须提前,否则会看到玻璃板上满满的名字。

关键是回民饭店用料严谨,恪守清真食品“清而不杂,真而不染”的传统,对于肉类、油类有着非常认真的选取以及烹调。其中回民饭店的牛肉丸,因其用料真实而且肉质很好,就被食客誉为“食过翻寻味”(粤语谚语,意为:吃过了还想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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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民饭店的马蹄糕,笔者摄于2018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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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民饭店的烧鹅,招牌菜之一,笔者摄于2018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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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民饭店的牛肉丸,笔者摄于2018年9月7日

 

结语:

 

自明代以来,“蕃坊”本身,伴随着市舶司制度的废除早已结束。然而蕃坊本体结束的600年里,“蕃客”的文化在广州本土却得以很好的传承,让后人领略到不一样的“蕃坊粤韵”。而且多年以来的对外交流,造就广州的文化包容,成为广州的一段经典街坊记忆。

行走于光塔街、濠畔街等地,不得不感慨,虽然时过境迁,原有的“洋铺”已经无迹可寻,但这种文化多元的包容,却深深刻在每一个老广州的灵魂——当然,每一个老广州也因为多年以来的传承,无论是蕃坊文化还是本土的“南番顺文化”,使得自己骨子里对于家乡文化有着非常坚定的执着。

希望广州能够保持这种传统,面朝大海,容纳四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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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塔寺的“看月楼”背后的光塔以及国旗,笔者摄于2018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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